在秦汉史学者王子今看来，中国种种传统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要推进政治进步，必须清理千百年来政治迷信的根基，努力洗刷其残迹，摆脱“宰猪场式的政治”，“使人成其为人”。王子今认为，中国是一个历来予政治以特殊重视的古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在新近再版的《权力的黑光》一书里，王子今从天命迷信、先祖迷信、圣贤迷信、长老迷信、清官迷信、谶纬迷信等角度，全方位反思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探讨了政治迷信何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灰黯的色调。

这些迷信的危害很大：天命迷信导致政治权力自检、自制机能严重弱化，社会下层则日益形成缄默隐忍的政治态度，对于罪恶的暴政，消极地等待着“天谴”与“天罚”。先祖迷信，往往使旧有制度长期保持着对行政政策的规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政治进步迟缓。“圣贤”观念，对于政治权力的维护作用，是中国政治实现所谓“超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长老迷信、老年政治，可以保证对于传统的全面继承，但也容易导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态。清官迷信，是民众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现，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以及对合理政治权利的自我放弃。谶纬之隐秘，为皇权的合法性和帝制的法统提供了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理论依据，有时也成为下层群众反抗现世皇权的思想武器。

在出差的旅途中，王子今接受了《燕京书评》的采访。

燕京书评：我读完《权力的黑光》之后，感觉这是一本严肃认真的学术著作，并且持之有据。但另一方面，你出生于年，有人曾经表示，你这一代人由于经历过-年的“超强国家”阶段，因此对于历史的研究可能带入自己对于“超强国家”的恐惧情绪，进而影响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子今：所谓“‘超强国家’阶段”，不知是否是指中国历史的特殊阶段？我对“‘超强国家’阶段”之说没有认真思考，但不认为年到现今中国历史进程从“超强国家”的视角来说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至于所谓“历史的研究可能带入自己对于‘超强国家’的恐惧情绪”，我好像没有体会。而对于“影响到自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的说法，亦不以为然。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不是“‘超强国家’阶段”？“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可以理解为坚持实证原则，坚持“客观性”吧？

燕京书评：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把“专制”释为“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年首版的《辞源》，把“专制政体”释为“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者，谓之专制政体”。把帝制两千年的中国皇权视为“专制”这个认识，已有百年历史了。阎步克先生认为，“无限权力”其实是有限的，“绝对权力”其实是相对的。它必须以所有历史政权为参照系，通过比较来认定。足以动摇对这个政体之“冠名”的，一是态度，二是方法；但不会是实证、史实。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升温，否认秦汉到清末两千多年为专制制度的不乏其人。你怎么看？

王子今：我以为，中国帝制时代是“专制政体”。“有限”“无限”之说，其实都是相对的。

燕京书评：朱维铮先生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把秦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比喻为欧洲的中世纪，期间的专制、黑暗、愚昧是其主要特征。而“走出中世纪”就是走出专制和黑暗，走向民主、自由。这两年，我读了一些西方文明史和政治史的著作，在欧洲的中世纪，皇权一直有教权、贵族、商人等势力与之抗衡，即使在最黑暗的“绝对君主制”时代，君权也无法和中国皇帝相比。例如，汉武帝、万历皇帝可以任意征税。英王因为征税导致贵族的军队与之作战，路易十六想征税遭到教士和贵族反对，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不料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由此可见，中国君主的任意性权力远远大于欧洲君主。但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君主在体制外没有制约，体制内受到官僚系统的约束。你怎么看？

王子今：我对于世界史茫然无知。没有能力进行中国与欧洲政制的对比。所谓“中国的君主”“体制内受到官僚系统的约束”，我不能理解这样的论说有什么意义。

燕京书评：前几年，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被一些学者批评价值观错乱。前不久，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大秦赋》更是引发了很多争论。元旦期间，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撰文严厉批评《大秦赋》的文章广泛流传，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子今：孙皓辉的《大秦帝国》表达的历史观，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并不认为相关争论是历史学论争。对秦文化与秦始皇的全面肯定，不符合我的秦史知识。冯天瑜是我特别尊重的学者。尤其是他的《“封建”考论》，我是全心赞同的。对秦政的批判，自贾谊到谭嗣同，历代都有激烈的声音。不过，《大秦赋》表现的是秦统一的历史，并不涉及秦帝国的法律和行政。对于秦统一的历史判断与秦统一之后秦政的表现的批评，考察的对象大概不宜混同。

王子今：秦汉“君臣之间”，确实可以说是“隆尊绝卑”，这与周代有显著的不同。如谏大夫鲍宣上书汉哀帝：“高门去省户数十步，求见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濒仄陋自通，远矣！愿赐数刻之间，极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可知当时身为高官，面见皇帝也相当困难。

燕京书评：台湾学者林舜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一书显示，由秦入汉以后，儒家以尊君卑臣等学说换取了独尊儒学的地位，乃儒表法里的主要帮凶。但是，现在有一些学者对“儒表法里”也给予了否认。那么，“儒表法里”到底是准确的描述，还是根本错误？

王子今：我以为，“霸王道杂之”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燕京书评：《权力的黑光》批评了种种中国传统政治迷信，但我觉得有一种政治迷信古已有之，并出现了现代形式，就是对强权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迷信，例如秦皇、汉武、康雍乾等，最高统治者越是表现出对内对外强硬，就越能赢得某些民众的崇拜和拥戴，它的现代形式就是极权主义统治者，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层的民族心理因素，似乎与你在书中讲到的一些因素有关。你怎么看？

王子今：虽然李约瑟曾经说，法家思想“颇近于法西斯”，但我们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历史比较，还是需要慎重。“对强权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迷信”，拙著中似乎有所涉及。

燕京书评：《权力的黑光》有一段话非常精彩：“政治权力犹如‘兼照天下’的太阳一样，监视着、主宰着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都必须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评判，姹紫嫣红的文化风貌都被强行涂抹上阴黯单调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不得不统统打上整齐划一的政治包装，任何一种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理想，似乎都只有附系在政治的总纲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为‘政治人’。”（11页）从本书描述的神权与政权合一、天道与天命、先祖迷信等命题，并结合萧延中《中国思维的根系》来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似乎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政治专制主义而构筑和建立，诸如宗教、天文地理乃至中医等都是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有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

王子今：我在以前的论文里探讨过这个问题。中国古时有以为史书不过是记述政变与战争的“相斫书”的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经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也强调文化形态不过是“载道”，即承载政治内容的“车”，中国古代这种有人称之为“政治优先”。

燕京书评：明清两朝，君主专制统治登峰造极。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人都从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立场批评君主专制制度，这些批评仍然很有力量，但究其本质，仍然处于儒家思想内部，与民主思想不同。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思想，是否与传统文化的根系以及专制传统过于悠久（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渗透的程度过于深重（政体设计、社会控制、思想钳制、宗法制度、最高统治者将天地君亲师合一，任意性权力过大，等等）有关？

王子今：所谓“与民主思想不同。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思想”，或许是说“与民本思想不同。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在中国没有比较深固的根据，自然与传统文化的根系以及专制传统过于悠久（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渗透的程度过于深重（政体设计、社会控制、思想钳制、宗法制度、最高统治者将天地君亲师合一，任意性权力过大，等等）有关。进行相关文化思考，或许还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