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为了纪念击败蒙古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伊凡雷帝下令在莫斯科红场修建一座新的天主教堂。年，圣瓦西里大教堂落成，这座纪念莫斯科最受人爱戴的圣愚的教堂后来名扬四海，从开工到建设完成仅仅用了5年时间。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俄国击败蒙古汗国胜利的标志。它是一个胜利宣言，宣告着俄国人从自13世纪以来统治他们的鞑靼文化中解放出来。从它炫耀式的鲜艳色彩、轻松活泼的装饰风格以及夸张的建筑圆顶，可以看出圣瓦西里教堂就是为了展现俄国如今回归拜占庭传统的欢快情绪（尽管从实际来看，东正教传统中完全没有如此华丽的风格，而它类似清真寺的圆顶则很有可能是来自东方的建筑风格）。教堂最初被命名为“圣母代祷教堂”——以记录年圣日（Pokrova）攻下喀山。莫斯科击败鞑靼人被看作一次宗教胜利，俄罗斯帝国的此次大捷在很多方面都被看成一次东正教的十字军东征。征服亚洲大草原被描绘成一场东正教对抗鞑靼异教徒的神圣战争。莫斯科由此宣称自己为“第三罗马”——这一声明被刻在圣瓦西里教堂的石碑上——俄国也自认为是一个基于拜占庭传统，真正普世的基督教帝国。就像为了保护居住在异教徒草原上的基督子民，一个强大的俄国应运而生，这场对抗东方的宗教战争也塑造了俄国人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看来，信仰的边界总是远比民族的边界更加重要，而最古老的称呼外国人的词汇（例如inoverets）就有异教徒的意思。俄语中对农民的称呼（krestianin）也有同样的表征意义，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中，农民一词往往都与农村或者土地相关，只有俄国农民是一个意为基督徒（khristianin）的词语。从年攻克喀山到年革命，俄罗斯帝国以每年10万平方公里的惊人速度迅速扩张。俄国人为了获得皮草不断东进，在皮草贸易最为鼎盛的17世纪，这种被称为“软黄金”物品的贸易收入占俄罗斯帝国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俄国的殖民扩张主要是为了满足对熊、貂、黑貂、白貂、狐狸和水獭的庞大需求。紧跟皮草狩猎者脚步的是哥萨克雇佣兵，比如俄罗斯民间英雄叶尔马克（Ermak）指挥的军队，他们为自己的金主斯特罗加诺夫占领了乌拉尔山脉的富矿，并最终于年攻克了西伯利亚汗国。此后到来的是沙皇军队，他们在这里建筑堡垒，向当地部落索要贡品。不久传教士也来了，他们则试图改变当地的萨满教信仰。苏里科夫那幅巨大的《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画中举着圣像、用火枪射击的哥萨克人与手持弓箭、敲着萨满教鼓点的异教部落恢宏的战争场面——比其他任何艺术品都更加清晰地描绘了传说中俄罗斯帝国的民族觉醒。就像苏里科夫所表现的，这场征服之战的真正目的是摧毁萨满教在亚洲部落中的神圣地位。和欧洲其他国家在海外进行的同样带有宣教意味的战争相比，在宗教上征服亚洲草原对俄罗斯帝国来说要重要得多。这是因为俄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俄国与其亚洲殖民地之间并没有大洋相隔：它们处在同一块大陆上。作为亚洲草原与欧洲草原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本身也仅仅是夹杂着草场的连绵大山丘罢了，许多穿越乌拉尔山脉的游客经常会问他们的车夫，那些著名的大山到底在哪里。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地理界线将俄国与其亚洲殖民地分隔开来的情况下，俄国人转而寻求文化上的界限。在18世纪，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那时俄国正试图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在西方有话语权的欧洲帝国。如果俄国想要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国家，那她需要构建一条更清晰的文化界限将其和亚洲其他东方国家相区分，而信仰则是最简单的划分方式。所有归降沙皇的非基督徒部落都被划分为“鞑靼人”，不管他们原有的信仰是伊斯兰教、萨满教或是佛教。为了加强“善恶之分”，鞑靼（Tartar）一词被故意拼错（多加了一个r），使其和希腊语中的“地狱”（tartarus）更为接近。更普遍的是，人们通常会把俄国新征服的领土（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一律归类为“东方”（Aziatshchina），这也几乎成为“东亚病夫”和“落后”的代名词。高加索地区的形象也被东方化，游客中流传着种种关于那里原始部落野蛮人的传说。18世纪的地图将高加索划归东方穆斯林地区，尽管从地理上来看它属于南方，而历史上它也是属于基督教西方。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所蕴含的基督教文明能够追溯到4世纪，比俄国皈依基督教要早年。它们是欧洲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甚至比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建立都要早。在俄国，没有哪里比西伯利亚更急于树立文化界限。在18世纪人的想象中，乌拉尔山脉是一座巨大的山系，似乎是由上帝在草原中间所造，用来标记文明世界最东边的边界。在山脉西边的俄国人是基督徒，而在山脉东边的亚洲人则被俄国游客称为需要驯化的“野蛮人”。为了使其更加亚洲化，18世纪俄国的地图集取消了西伯利亚的俄语名字（Sibir），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地理术语“大鞑靼”（GreatTartary）。游记作家记述了这里的亚洲部落，包括通古斯人、雅库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却对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俄罗斯人只字未提，尽管当时这些定居人口数量已相当庞大。如此一来，俄国的东进殖民运动就显得理所当然，在俄国人心目中，大草原被塑造成一个粗野蛮荒之地，那里的财富等待着被发掘。这是“我们的秘鲁”和“我们的印度”。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初西伯利亚的经济衰退，俄国人的这种殖民态度进一步得到加强。随着欧洲风尚的转变以及皮毛贸易的重要性日渐衰退，再加上俄国在采矿方面的收入没能弥补皮草贸易衰落所造成的损失，这块原本充满前景的处女地突然之间变成一片广袤荒凉的废墟。一位官员写道：仅仅是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价值就至少是西伯利亚的5倍。另外一位作家在年写道，如果西伯利亚这片“冰雪的海洋”能是一片真正的海洋，那么至少可以使俄国与远东的海上贸易更加便利，俄国的境况也会因此有所改善。西伯利亚被改造成巨大的监狱之后，这种悲观的看法进一步加强。“西伯利亚”一词已经成为人们口头语中服刑的近义词，例如由此衍生出来的“野蛮残酷”（sibirnyi）和“残酷的生活”（sibirshchina）。诗歌中对于西伯利亚残酷自然条件的想象本身就是一种残暴：这块晦暗的土地上，是无尽的残酷与荒凉，河流在怒吼，风暴时常喧嚣，天空郁积着沉沉黑云。那些让人惧怕的漫漫冬夜，冰雪冻住了时间，没人要来这块悲惨的土地，这个为流放者准备的广阔之狱。这是人们头脑中的西伯利亚，一块与欧化的俄罗斯截然相反的想象之地。它的边界不停变迁。对于19世纪初的城市精英来说，“西伯利亚”就是他们所熟悉的“小俄罗斯”——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以及通往他们庄园的道路——之外的未知世界。诗人卡捷宁说，科斯特罗马（Kostroma）这个在莫斯科东北方仅公里的城市，“离西伯利亚不远”。赫尔岑以为乌拉尔山脉以西几百公里的维亚特卡河是在西伯利亚（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地方确实算是西伯利亚，因为他曾在年被流放到那里）。F.F.维格尔认为彼尔姆——更靠东边但还远远未到乌拉尔山脉——已“深入西伯利亚腹地”。还有一些人认为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或梁赞，是“亚洲大草原”开始的地方，这些地方距离莫斯科都不远，坐一天的马车就能到达。但俄国人对东方的态度远非清一色的殖民者立场。从政治上来看，俄国是一个和西方任何国家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文化上俄国就模棱两可得多，因此除了像西方国家一样带着对“东方”的优越感之外，他们对东方文化有着深深的迷恋甚至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多少是源于俄罗斯坐落在亚洲大草原边缘，被东西方文化来回牵扯吸引的自然结果。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俄国人深深的不安全感——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上，尽管这种感觉正是俄罗斯对待东方的犹疑态度的主要根源。或许俄国人认为自己是和亚洲有关系的欧洲人，但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就是“亚洲人”。所有的西方作家都提到这一点。按照古斯丁侯爵的说法，圣彼得堡市中心是沙皇庞大的帝国中唯一的欧洲领土，穿过涅瓦大街，就已经涉险进入了“一直包围着圣彼得堡的亚洲蛮族地带”。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自己国家中“亚洲般的落后”心生愤恨。他们迫切渴望能被西方人平等看待，能够进入并成为欧洲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但当他们被西方人排斥或者感到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被小看，即使是最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也会心存不满，并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豪感（作为一个亚洲式地域辽阔的国家）。例如普希金，尽管他在欧洲长大，并和所有参与启蒙运动的人士一样，认为西方才是俄国的最终归宿。但是当欧洲批判俄国镇压波兰年暴动时，他写了一首民族主义诗歌《致俄国的毁谤者》，诗中他强调了自己祖国的亚洲本质，“从芬兰冰冷的山崖到炙热的科尔基斯（高加索的希腊语名字）”。在这股面朝亚洲的趋势里，搅起的绝不仅是对西方的仇视。俄罗斯帝国靠着殖民开拓不断扩张，那些前往边境的人，有些是为了从事贸易或农耕，有些是为了逃离沙皇的统治，他们把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当地部落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那里的文化。例如阿克萨科夫家族，18世纪他们在奥伦堡附近的大草原上定居，生病时他们会使用鞑靼人的药方。从一个马皮制包中汲出酸马奶来喝，使用特殊的草药并吃蘑菇油。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贸易和通婚是文化交流最普遍的方式，但是越往东，俄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越容易被当地人改变。例如，根据一位19世纪20年代作家的说法，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所有的俄国人都说雅库特语”。米哈伊尔·沃尔孔斯基，这位十二月党人的儿子，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征服并殖民阿穆尔盆地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他回忆说，当时特地派了一个哥萨克小分队来村子里教布里亚人俄语。一年后沃尔孔斯基回来查看哥萨克小分队的工作情况：结果没有一个布里亚人可以用俄语交流，但是个哥萨克人都会讲一口流利的布里亚语。类似的事情绝对不会在一个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发生，至少不会在他们的殖民方式由贸易转变为殖民统治之后。因为，尽管有少许例外，欧洲人并不需要定居在自己的殖民地（也不需要对当地的文化有过多的了解）就能带走那里的财富。但是对于沙皇俄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定居在偏远地区的俄国人，回到莫斯科需要经过半年的旅程——则不可避免地要在当地安家。俄罗斯帝国通过将俄罗斯文化强加给亚洲大草原来实现自己的扩张，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殖民者本身也被亚洲化。这种交流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殖民地文化的感同身受，这在欧洲国家的殖民者身上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就是，即使是最热心的沙皇帝国主义信徒，往往也是东方文化的狂热分子和专家。例如，塔夫利宫的主人波将金公爵，他自年从最后一个蒙古汗国手中夺取克里米亚之后，一直醉心于那里的种族融合。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摩尔达维亚——土耳其风格的宫殿，建筑带有穹顶和四座伊斯兰式的尖塔，看上去就像个清真寺。确实，这不仅仅是俄国，而且也是整个欧洲在18世纪的典型特征。当俄国军队不断东进征服异教徒时，叶卡捷琳娜的建筑师们正在皇村建造中国式的村落和高塔、东方式的石窟以及土耳其风格的亭子。这种双重性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格里高列·沃尔孔斯基，他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父亲，作为苏沃洛夫大元帅骑兵中的一名英雄，他退休之后，于年至年担任奥伦堡省的省长。当时奥伦堡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坐落于乌拉尔山脉南麓，是中亚与西伯利亚之间所有主要商路通往俄罗斯的咽喉。每天，只骆驼组成的车队满载来自亚洲的贵重货物，包括牲口、地毯、棉花、丝绸和珠宝，要从奥伦堡经过，接着前往欧洲市场。省长的任务是保护和推广这些贸易，并从中征税。沃尔孔斯基在这里的执政颇有成效，开拓了通往希瓦和布哈拉的新商路，这两座城市是重要的棉花之都，是通往波斯与印度的大门。但奥伦堡也是俄罗斯帝国最后的前哨——这座军事要塞庇护着伏尔加草原上的俄国农民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些游荡在东部贫瘠草场的部落，包括诺盖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18世纪，巴什基尔牧民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沙皇政府的叛乱，因为俄国殖民者开始占领他们祖先的牧场。年至年许多巴什基尔人加入哥萨克首领普加乔夫的队伍，反抗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暴政。他们包围了奥伦堡（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攻占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脉之间的其他市镇，一路烧杀抢掠。沙皇当局在这次平叛之后，加强了奥伦堡的防御工事。他们以奥伦堡为堡垒，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沃尔孔斯基延续了这一举措，同时他还必须面对乌拉尔地区哥萨克人的一次严重暴动。两者他都采取了极为严酷的手段。在沃尔孔斯基的命令下，数百名巴什基尔和哥萨克叛军首领被公开处以鞭刑，在前额刺字，或者发配至远东。巴什基尔人私底下称这位省长为“严酷的沃尔孔斯基”；在哥萨克人的民间传说中，他是一个魔鬼形象，直到年代，关于他的歌谣仍在传唱。但沃尔孔斯基绝不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冷酷无情的人。按照他家人的说法，他本质温和善良，热爱诗歌和音乐，私底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奥伦堡市民眼里，沃尔孔斯基则是出了名的古怪。在与突厥人的战争中他有一次被弹片击中头部，之后他脑子里就一直听到各种奇怪的声音，或许这正是那次受伤造成的后果。隆冬时节的奥伦堡温度最低可以达到零下30摄氏度，这时他会穿着自己的睡袍，有时甚至只穿着内衣在奥伦堡的大街上游荡，嘴里喊着苏沃洛夫（已于10年前去世）“还活在他的身体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会到市场里给穷人分发食物和钱，或者全身赤裸地去教堂祷告。尽管对待巴什基尔人手段残忍，但沃尔孔斯基本人是个突厥文化的专家。他掌握了突厥语，可以和部落中的人交流。他广泛游历中亚地区，并在自己的日记和家书中写下大量关于那里动植物群、风俗历史、古代文化的内容。他认为乌拉尔山脉东侧的托博尔河是“俄罗斯最好的一隅”。他是一位东方披肩、地毯、瓷器和珠宝的鉴赏家，他在圣彼得堡的朋友们会委托他帮忙购买这些东西。他在奥伦堡的最后几年里甚至过着半东方式的生活。“我爱这个地方，”他在给自己的侄子、亚历山大一世的幕僚长帕维尔·沃尔孔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爱这种游牧式的生活。”沃尔孔斯基在自己充满异域风情的宫殿中过着波斯苏丹王般的生活，身边的侍从全是吉尔吉斯和卡梅尔克人，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第二家人”。他甚至秘密豢养了一群巴什基尔女人为“妻”。沃尔孔斯基与一大帮鞑靼牧民混在一起，他喜欢称他们为“我的族人”。他扔掉了自己的皇家官服，有时会穿着蒙古礼服接见吉尔吉斯可汗，有时甚至会穿着土耳其长袍。在奥伦堡居住的这么多年里，沃尔孔斯基从没说过他思念圣彼得堡，这么多年他也只回去过一次。“在亚洲大草原上平静的生活很符合我的性格，”他给女儿索菲亚写信说，“你可能认为我是亚洲人——或许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第四节“一块《一千零一夜》中的仙境。”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一次造访新被吞并的克里米亚这块鞑靼人土地时说道。在俄国征服东方的过程中，文学与帝国始终是紧密相关的。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是人们想象力的丰富来源，许多政治家都通过自己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想象来看待这个地方。18世纪的文学故事，以翻译俄文版的《一千零一夜》为开端（—），将东方描述成充满感官奢华与怠惰、宫殿与王位的享乐王国，然而贫苦的北方却并非如此。这些主题在19世纪关于东方的梦想世界中不断出现。这个“东方”在任何地图上都是找不到的。它在南方，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同样也在东方。指南针上的南边和东边在这里被合并成了想象中的“东方”——俄国人脑海中充满异域风情的亚文明之地——它被编造成一个各种不同文化元素的大杂烩。例如在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子》中，“鞑靼人之舞”中所用的一段用来表现东方音乐精髓的花腔，实际上就是从楚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匈牙利人、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阿拉伯人的音乐中借鉴而来的，其中甚至包括美洲奴隶的歌谣。远在俄国人从民族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的殖民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了它。高加索地区在俄国人的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皇的军队都在跟这里的穆斯林部落浴血奋战，努力想控制这片山地，这时，俄国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则是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看待这块土地。这些文艺工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高加索描绘成具有异域风情与魅力，美丽、狂野而又危险的地方，来自北方的俄国人在这里遭遇了信奉穆斯林的南方部落的顽强抵抗。普希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钟情于塑造俄国式的高加索。他在诗歌《高加索的俘虏》中将高加索塑造成“俄国的阿尔卑斯山”，一个适合冥修与从都市生活的顽疾中康复的胜地——称得上是东方的《恰尔德·哈罗尔德》。这首诗成为之后几代俄国贵族的旅行指南，他们不远千里到高加索地区来做温泉理疗。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莱蒙托夫把自己小说《当代英雄》的背景设置在皮亚季戈尔斯克温泉胜地，“高加索式疗养”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他们每年南下的旅行甚至可与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相提并论。一些游客失望地发现，普希金诗歌中狂野且充满异域风情的美丽之地其实只是些灰溜溜、单调乏味的边塞城市，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也只能待在城里。这种对探险与浪漫的渴望，使得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这样不入流的作家（时至今日他们几乎已被彻底遗忘）仅仅因为创作了关于高加索的故事和游记，就被尊崇为文学天才（他甚至被称为“散文界的普希金”）。这种对高加索的痴迷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追寻异域情调，至少俄国作家们是这么认为的。普希金这一代文人受到西斯蒙第在其《南欧文学》中所阐述的“南方理论”的深远影响，这一理论将古阿拉伯描述成浪漫主义的起源。对于这些年轻的俄国浪漫主义者来说，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能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区别开来的根源，西斯蒙第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大的启示。突然间，俄国似乎在高加索找到了自己的“南方”，这块融合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殖民地独一无二，让他们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要接近浪漫主义。作家奥列斯特·索莫夫在其论文《论浪漫主义诗歌》中宣称俄国是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因为高加索地区继承了阿拉伯的精神。十二月党诗人威廉·丘克贝克称俄国诗歌结合了“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所有精神财富”。莱蒙托夫曾经说过，俄国诗歌将会通过“跟随东方而不是欧洲与法国的脚步”来找到自己的命运。哥萨克人是一个由凶猛的俄国士兵组成的特殊群体，从16世纪起他们就住在俄罗斯帝国南面与东面的前线，他们在那里有自治区，从高加索地区捷列克河沿岸的顿河和库班，到奥伦堡草原，再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贝加尔湖以及阿穆尔河周边的战略要地，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最早的俄罗斯勇士过着半亚洲式的生活，几乎和东部草原以及高加索地区的鞑靼部落没有区别，而他们可能就是这些鞑靼人的后裔（“Cossack”或“quzzaq”是突厥语，意为骑士）。哥萨克人和鞑靼人在保卫自己自由的时候都表现出无比的勇气；他们都有一种热情且自然的天性；他们都热爱美好的生活。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强调了乌克兰哥萨克人“亚洲”和“南方”的特点；实际他在使用这两个词时经常互换。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小俄罗斯成立一览》，“小俄罗斯”指的就是乌克兰）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信仰和地理位置来看，哥萨克人属于欧洲人，但同时他们在习俗与服饰方面却过着完全亚洲人的生活。他们是具备了世界上截然相反特点的一群人，这两种格格不入的精神却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欧洲人的审慎与亚洲人的放纵；淳朴又狡猾；充满活力却又享受懒惰；向往进步与完美，却又乐于挖苦任何形式的完美。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果戈理试图将哥萨克人的本质与从“古代匈奴”时期就席卷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周期性的移民大潮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只有哥萨克人这样好战且能量充沛的民族才能在开放的大平原上幸存。哥萨克人的铁骑“以亚洲人的方式横穿大草原”。他们在“突袭敌人时犹如下山猛虎般迅捷”。托尔斯泰因为曾在军中任职对哥萨克人也有了解，他同样认为他们有半个亚洲人的特点。在《哥萨克》中，托尔斯泰展示了捷列克河以北的俄罗斯哥萨克人的细节特征，他们与捷列克河以南车臣山区部落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普希金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造访了高加索地区，当时他以为自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来没有到过我无垠的俄国之外”，他在《埃尔祖鲁姆之行》（）中写道。但是30年之后造访这里的莱蒙托夫则将高加索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并请求这里的群山像保佑“自己的儿子一样”保佑他：内心深处我属于你无时无地不属于你！这里的群山确实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并成为他许多作品的背景，包括他的杰作《当代英雄》，这是俄国的第一部散文体小说。莱蒙托夫于年生于莫斯科，他小时候饱受风湿所引起的发烧的折磨，因此也多次跟随家人前往温泉理疗圣地皮亚季戈尔斯克调养。这里狂野浪漫的山区景色给这位年轻的诗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是莫斯科大学东方文学与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从那时起他就被宿命论观点深深吸引，他认为俄国从穆斯林世界继承了这一理论（他在《当代英雄》最后一章有所探讨）。莱蒙托夫对高加索地区的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舒拉·诺格莫夫所讲述的关于山中勇士的英雄事迹。来自皮亚季戈尔斯克的舒拉原来是一名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领袖的敬称），后来做了军官。其中一个故事给了莱蒙托夫年创作第一篇重要诗作——《伊斯梅尔·贝》——的灵感（尽管很多年后这篇作品才得以发表）。诗中讲述了一名穆斯林王子在俄国军队征服高加索时成为人质，作为一名俄国贵族抚养长大，但伊斯梅尔放弃了自己在俄国军中的职务，转而承担起保卫切尔克斯同胞的责任，他们的家园毁于沙皇军队的铁蹄。莱蒙托夫本人曾经参军与这些山地部落作战，一定程度上他与伊斯梅尔惺惺相惜，感受着同样的对于忠诚的分裂感。在格罗兹尼要塞，这位诗人以卓绝的勇气与车臣人战斗，但是在山村攻打车臣要塞时野蛮恐怖的战斗令他心生厌恶。在《伊斯梅尔·贝》中，莱蒙托夫最后对俄罗斯帝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沙皇政府的审查也无法掩盖这一点：怎么样的草原、大海、高山抗拒得了斯拉夫人的武器？又有何处的仇视和背叛不会受俄国沙皇的压制？驯服吧，切尔克斯人，可能东方和西方与你同命运时间一到——你会傲慢地讲奴隶，我也是属于宇宙王！到时——由另一位奥古斯都来装点北方新罗马雄都！村落在燃烧，无防护依赖，祖国男儿们被敌人击败，光照，像悬空不逝的彗星，雾在云中跳跃，触目惊心。胜利者如同凶猛的野兽，端刺刀闯进温馨的住户；他屠杀老年人和孩子们，对贞洁处女和年轻母亲，则用他血腥的手去抚摸，山里妇女的心却不仁弱！随着一声亲吻，剑声响起，俄国佬跳开——嘶哑着——倒地！“同志，复仇！”——于是一刹那间（足够为凶手复仇的瞬间！）简陋的平顶屋欢愉快活，燃烧——切尔克斯人自由之火！莱蒙托夫还是一位成就卓越的水彩画家，在一幅自画像中，他的手中紧紧攥着一把切尔克斯人的佩剑，身上则披着切尔克斯人的斗篷，身着军服，胸前挂着山地部落佩戴的弹夹盒。这种半俄罗斯人半亚洲人的混合，也被莱蒙托夫应用在《当代英雄》中毕巧林的身上。毕巧林性格焦躁，愤世嫉俗，他对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极为失望，作为一名卫戍部队军官被派往高加索之后，他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他爱上一位切尔克斯人酋长的女儿贝拉，跟她学会了突厥语，并穿上切尔克斯人的服装来表达自己对她的爱意。作者曾将他比作切尔克斯的土匪。这似乎是作品的中心含义：在俄国殖民者的“文明”与亚洲部落人的“野蛮”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莱蒙托夫并不是唯一一位将高加索视为自己“精神家园”的俄国人。作曲家巴拉基列夫是另外一个“大山的儿子”。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创立者，他为自己的鞑靼人血统感到自豪，这一点从他在画像中频频身着高加索地区的服装就能够看出来。他在年给斯塔索夫的信中写道：“从他们的服装开始（我没见过比切尔克斯人更漂亮的服装），我对切尔克斯人的兴趣和莱蒙托夫一样浓厚。”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评价巴拉基列夫是“一个半俄国半鞑靼的人物”。斯特拉文斯基回忆说他是一个“大块头，秃顶，有着卡尔梅克人的头脑和列宁一般锐利的眼睛”。巴拉基列夫在年环游了高加索地区。他深深爱上那里狂野的自然景观。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诗人莱蒙托夫。他从皮亚季戈尔斯克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在所有俄国的人与事中，莱蒙托夫对我的影响最深。”巴拉基列夫试图在自己的交响诗《塔玛拉》（—）中唤起对作家莱蒙托夫的爱，这部作品基于莱蒙托夫的同名诗《塔玛拉》（）。诗中讲述了一则民间传说，格鲁吉亚皇后用充满诱惑力的歌声将情人们勾引到她俯瞰捷列克河的城堡里。在一夜放荡的舞蹈之后，她会把她杀死的情人尸体从城堡的高塔上扔到下面的河里去。用斯塔索夫的话说，巴拉基列夫就是想在自己狂乱的钢琴组曲中重现塔玛拉“轮圈舞”的疯狂气氛：一幅已遗失的手持切尔克斯剑、身披切尔克斯披风者自画像的水彩画复制品。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画于年。图片来源：Novosti，London。奇奇怪怪的声音整夜不停似乎在这空荡的高塔中有成百上千饥渴的少男少女一起参加新婚典礼或者一场葬礼的盛宴。巴拉基列夫所使用的音乐编排大多是“东方音乐”的标准风格——充满感官刺激的半音音阶、带有舞蹈律动的切分音和慵懒的和声，这些都满足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对东方作为一个沉溺感官享受的异域之地的想象。但是巴拉基列夫还在其中加入一项全新的、令人惊奇的元素，那就是他所改编的高加索民歌。因为巴拉基列夫发现，所有高加索民歌的和声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这在亚洲音乐中十分常见。五声音阶或者“印度支那”音阶的显著特征就是避免使用半音，因此歌曲旋律不会过分侧重于某一音节。这种编排使歌曲产生了一种“浮音”的效果，这一特点在东南亚音乐中尤其突出。《塔玛拉》是第一部大范围使用五声音阶的俄罗斯音乐作品。巴拉基列夫的创新就像是发明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这赋予了俄国音乐独特的“亚洲感觉”，使之与西方音乐区别开来。在后来的俄国作曲家中，五声音阶的使用极为流行，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到斯特拉文斯基，都跟随着巴拉基列夫“民族乐派”的脚步。这一东方元素是由“强力五人组”所发展出来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显著特征之一——这是一群民族主义作曲家所组成的创作圈子，成员包括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鲍罗丁。“强力五人组”创作了许多典型的俄国作品——从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钢琴幻想曲（Islamei，俄罗斯钢琴流派的奠基石，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必考曲目）到鲍罗丁的《伊戈尔王子》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都是以这种东方风格创作的。作为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巴拉基列夫鼓励在创作中使用东方主题与和声，以使自我觉醒的“俄罗斯”音乐与受德国影响的安东·鲁宾斯坦和音乐学院的交响乐派区分开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俄国第一部交响乐”——实际是在鲁宾斯坦创作《海洋》交响曲之后12年才完成——之所以有此称谓，是使用了俄国民歌和东方旋律，这些东方元素得益于里姆斯基的老师巴拉基列夫在高加索地区的采风。“这部交响曲很棒，”作曲家策扎尔·居伊在年给里姆斯基的信中写道，“前几天我们在巴拉基列夫家里演奏了这部作品，斯塔索夫十分满意。这部作品带有真正的俄罗斯特色。只有俄国人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因为里面没有丝毫呆板的德国味道。”斯塔索夫与巴拉基列夫一起，对俄国东方音乐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许多造就这一风格的“强力五人组”的实验性作品，都要归功于这位民族主义评论家，包括《伊戈尔王子》和《天方夜谭》。年，斯塔索夫写了一篇名为《俄国艺术25年》的文章，试图阐述东方风格对俄罗斯作曲家的深远影响：他们其中一些人亲自到过东方。另外一些人虽然没有，但他们一生都受东方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生动且富有冲击力地表现出东方的特质。在这一领域他们对所有的东方事物都有着俄罗斯式的共鸣。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人的生活，并赋予俄罗斯艺术独特的色彩……如果仅仅认为这是这些俄罗斯作曲家突如其来、反复无常的奇想，那将是十分荒谬的。在斯塔索夫看来，俄罗斯艺术中的东方元素绝不只是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装饰，而是俄罗斯继承了古老的东方文化这一史实的佐证。斯塔索夫相信亚洲的影响在“俄罗斯所有的艺术领域中都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服饰、习俗、建筑、家具和日常用品、装饰、歌曲、和声以及我们所有的民间传说”。斯塔索夫的这一观点，最早是在19世纪60年代他一篇关于俄国装饰品起源的论文中提出。通过研究中世纪俄罗斯教堂的经文，他将印版中的装饰与来自波斯和蒙古的图案联系起来（菱形、玫瑰花环、万字符和格子花纹，以及一些特定的花饰和动物图形）。相似的设计在拜占庭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中也可以寻见，它们都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但拜占庭文化仅仅是借鉴了一部分波斯装饰，而俄罗斯文化则是照单全收，对斯塔索夫来说，这意味着俄国是直接从波斯舶来了这些元素。这一论点很难被证实——因为这种简单的图案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但斯塔索夫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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