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6小时飞行，抵达里约加莱欧机场时，并没有过往来到异大陆时的兴奋感。长途飞行让人疲惫不堪，坐上出租车前往市内，两边堆满了五颜六色大型集装箱。稍后经过一座桥，司机说左边就是罗纳尔多过去踢球的地方，我的目光却锁定在右边，满是黑水的大型垃圾堆放站就那样裸露在街面，隔着车窗似乎都能闻到里面的恶臭。

里约热内卢，葡萄牙语的读法是ひ（这个音中文发不出来）欧德－夏（三声）内洛，意为“一月之河”。

我把自己安顿在一个叫largodomachado的地方，街面上到处都是涂鸦，别人投来的目光也不那么友善。我牢记当地人george的忠告：别去海滩，别露富（虽然也没什么可露）。

george告诉我，“这里所有的警察都像退役后的罗纳尔多一样胖，整天喝啤酒吃烤肉，追不上那些灵敏的黑人小孩。”我对此深信不疑，刚才我们途径一处警察局，门口全是荷枪实弹的壮汉。“警察的装备这么好？”“那是保镖公司。”“保镖公司？为什么会在这？”“警察前几天端了一个毒贩窝，怕对方报复，请保镖公司保护自己。”

来了里约，不去海滩又是不可能的。

在copacabana，我兴奋地寻找着naraleao过去的房子，每每左顾右盼之后才拿出不那么张扬的富士相机，按下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照片。中午时分，我在garotadeipanema坐了下来，这里原名维罗索酒吧，维尼修斯和若宾过去屡屡在此抽烟喝酒，互诉衷肠，他们被一位名为皮涅罗的19岁姑娘吸引。姑娘住在依帕内玛的蒙特内格罗区，经常会从酒吧前走向沙滩，或者进来为妈妈买一支雪茄，若宾和维尼休斯以她为灵感创作了《依帕内玛姑娘》，这首歌作为bossanova名曲，后来风靡世界，人尽皆知。

虽然传闻如此，当地却有不同说法，“皮涅罗只是以给妈妈买烟为名，在酒吧里随便去找个男人一起快活。”这个说法似乎更符合巴西人的脾性，只是环境无法让人判断出当时的情况，现在的维罗索酒吧，是一家卖铁板烧的半露天餐厅。

穿着红色马甲，蓝色围裙的胖侍者穿梭而过，到处都是烧肉的香气和烟雾，老板指着店铺深处的乐谱和双人席，“那是维尼休斯过去创作过的地方哦。”铁板烧很快端了上来，是一个人绝对无法吃完的量。巴西盛产肉类，肉的品质绝对没得说，很多时候烤肉并不抹油，只靠肉本身渗出的丰富油脂即可。

饭后沿着维尼休斯大道散步，拐进了路边的唱片店tocadovinicius，买下了两张旧唱片。去柜台结账时，正在记笔记的店主阿尔贝托抬起头，露出令人舒心的微笑，店铺另一侧，阿尔贝托满头白发的妻子正在整理唱片。“我想把里约诞生的音乐传达给后世，所以放弃了教师工作在这里开店。”

阿尔贝托喜欢bossanova，这种音乐反映出深深的saudade。saudade，在葡萄牙语和加利西亚语中代表“乡愁”“憧憬”“思慕”，是巴西艺术表现的中心，以bossanova来讲，在“充满怀念”，“幸福”这些正面情绪中加入悲伤的曲调，描绘出悲喜交加的感情。

阿尔贝托夫妇把我送出门，告诉我这条大街上还有哪些可逛的地方，看到这里到处是友善的人，对海滩的戒心也放松了很多，很快就来到了另一侧的ipanema。

copacabana和ipanema，两处海滩同样是名声在外，气氛却颇有不同。前者到处是观光客，交通拥堵，有人雕出了精细无比的沙雕，“tiagosilvario－paris”，当你和巴西国家队队长的雕像合影后，突然有人跳出来拦住去路，“拍照要收5雷亚尔！”就像是国内一些景点的状况。ipanema旁边都是高级酒店，人也不多（后来我发现周末人潮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些像是本地富人的人在慢跑。

海滩附近有一座巨大的贫民窟，很多无所事事的人白天从里面出来，去海滩上偷盗抢劫。里约的贫民窟有多危险，在《速度与激情》《上帝之城》等电影中有很直观的展示，但也有很多外乡人进到里面，和本地人谈笑风生。这其实很好理解，贫民窟分为警察控制和毒贩控制，前者可以进入，有些地方甚至还装了观光缆车，后者则充满危机，最近刚有新闻称，一位警察误入贫民窟吃到流弹。前面说到警察雇保镖保护自己，就是因为他们接到政府指示，端掉了一座毒贩控制的贫民窟，现在进去还可以看到被手榴弹炸塌的墙，以及当作掩体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大众面包车。

我喜欢ipanema多过copacabana，往后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去海滩，吃9雷一只的番茄汁煮螃蟹，很幸运一直没有人盯上我的钱包，里约是一座自由且友好的城市。晚上去住处附近的福建人餐馆吃饭，听到我的感悟，他们总是很不屑，“那是因为你没有在这里长住，我们出去从来都是带两个钱包，有人来抢就主动把钱少的那个给他。”“那他们不搜身么？”“从来不会，只要你主动交上钱包！”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令我信服。

真正让我有些担心的是，有一天我从巴西利亚回里约，那一晚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半决赛，就在我从酒店大门出来的时候，德国队刚刚第六次攻破巴西的球门。巴西球迷会闹事么？网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消息，我约的出租车也头一次失约了，没有停在约定的地方，好在另一位看上去十分和蔼的司机请我上车，在接近午夜的时候，我又一次降落在了加莱欧机场。

一个戴眼镜的胖司机向我索要雷，看在他是正规出租车和我想尽快回到住处的份上，我没侃价。聊起那场比赛，他做出大拇指向下的动作，表示自己看到3比0就出来拉活了。一路没人闹，也没人哭喊，里约出奇平静。其实我早该知道这点，在中场休息时罗纳尔多像往常一样镇定地画着战术板，给电视观众分析克洛泽打进的那个球时，我就该知道了。这个球不但杀死了巴西，还让克洛泽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超越了罗纳尔多，但那又如何？巴西人赢过5次冠军，当你清楚胜利的感觉，失败是不会让你失去理智的。

在体育上，我们也清楚胜利的感觉，但有人依然会为了一两句话，在大赛期间抓着对手不放，认为他们损害了某种自尊。这个阵营越来越庞大，直到容不下其他声音，这与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相同。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放在这里一点不假，只不过有时候它并不是形容比赛的激烈程度。

在里约的生活越来越规律，我每天白天出门，晚上回来吃饭并喝上一杯caipirinha，坐出租车和吃晚餐成了我与当地人交流的固定渠道。“中国人在这里挣钱很容易，因为这里的人太懒了。”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巴西的手工业极其落后，来这的中国人，大多发了点小财，但他们也过得如履薄冰。因为有些钱的来路不正，不敢存到银行，放在家里一但被抢，就前功尽弃。我听说有些中国人把同胞家里有钱的信息透露给巴西人，巴西人去抢，他们再提成，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安全，我开始从同胞的控诉中了解到现实的残酷。

去了巴西利亚，我总是光顾一家中餐馆，店主是北京移民。他有时懒得开门，晚上8点到店里，大门紧闭，敲开了才很不情愿地做上两桌。“来这就是想过得自在点，做生意太麻烦，少挣点钱也没什么影响。”巴西利亚的中国人比里约和圣保罗少得多，这家中餐馆成了在地中国人的社交场所，使馆的人也经常到访，有一次孔子学院讲汉文学，还请了这位老板去。这大哥的学历可能不超过中专，在巴西都给外国人讲上汉文学了，我有点理解他不那么爱做生意，可能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文人了，文人身上不该发出铜臭。

后来我认识的几个朋友在中餐馆老板那里买了蜂胶，是通过关系买的，因为据说一般人拿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蜂胶，他们说这是巴西特产，临走时我在一家希腊人开的小店里发现了同款，65雷一盒。我问朋友：

“中餐馆老板多少钱给你们拿的蜂胶？”

“95雷。”

后来我去了一趟巴哈，在那边拍摄几张奥运场馆的建设图，为以后的稿件备用。我和同伴打了一辆车，在海岸线上奔驰，拍完照片已是黄昏，我们返回里约市内，司机一边用单手开车，一边用另一只手在pad上比划。他比划了很久，将pad递给我们，上面是明显用翻译软件翻出的英文：

我十分开心能有这份工作（应该是指我们这单活），让我挣到很多钱，谢谢你们，来自外国的朋友。祝你们好运。

我把pad还给司机，用仅有的葡萄牙语词汇表达谢意，黑人小哥回眸一笑，如沐春风。

临走前，我登上了基督山，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耶稣基督像下面张开双臂，像他老人家一样显示出对世人的慈悲，我也不能免俗。但这里游客实在太多，我的同伴几乎躺倒在地上，才能抓拍到一张我身边没人的照片，我怕有人把他的头踩爆，草草脱离了耶稣的怀抱。然后我拍了一张游人远眺里约海景的照片，很像市桥织江在某本杂志封面上的作品，我把它当做这篇文章的头图，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也是个自由摄影师，这似乎该成为我未来的工作。

如今我已经离开里约两年了，换了一份工作，经常为策划苦恼，琢磨着怎么才能在秋季逃出去几天看濑户内艺术祭，拍一两张让我感觉不错的照片。最近里约办了奥运会，网上经常会有关于那里治安糟糕的报道，不知为何，每到此时，我率先想起的是那位黑人司机的笑脸。

-fin-

omake

最后分享一些巴西人餐桌上的定番料理

豆饭／feijoada／フェイジョアーダ

黑豆与猪肉、内脏的炖煮，配上饭食用。有些人吃不惯，作为一个米饭爱好者，自然不能放过。

烤肉拼盘／churrasco／シュラスコ

猪肉、牛肉、鸡肉加上岩盐穿刺烤制，放在一起的国民料理。

芝士圆面包／paodequeijo／ボンデケージョ

paodequeijo在葡萄牙语中是“芝士面包”的意思，这是巴西人佐餐的主要主食，一般也用来当作餐前面包。

乡下姑娘／caipirinha／カイピリーニャ

以一种名为喀秋莎的蒸馏酒调配的鸡尾酒，加入大量的莱姆和砂糖，是真的很大量，在小酒馆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