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八年后，终于让这本名为《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的书付梓。这个周期对于有意愿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完成后，再以公开出版物形式出版的学者来说，实在是过长了。

陆远的导师周晓虹似乎对此颇有微词，当然更多是来自导师对学生的耳提面命。在给此书专门撰写的序言《性格就是命运》的最后，周晓虹写道：“我纵然极其推崇的作者的才华，但也常常觉得，如果陆远能够更为积极地对待自己的文字，或者进一步说，更为积极地对待自己的学术生涯，读者们也不必’苦等‘八年才能读到这些洋溢着才华和卓识的文字。”

0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到了来自早期著名社会学家余天休女儿胡余锦明的万元资金，以促社会学科的发展。在设立“余天休社会学基金”之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牵头，设立了一个代表当年中国社会学最佳博士论文水准的奖项，取名为“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在第一次评选中，评委会共收到了来自当时19个拥有社会学博士培养资格社会学院系的4篇论文。经过半年的评审，陆远这篇名为《早期社会学的困境——以-的社会学为例》的论文，最终获奖。在颁奖词中，评选委员会认为：“这篇论文探求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该文对于提升社会学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颇有价值”。

而周晓虹这篇序言的题目，也直指陆远博士论文的核心论点：是社会学学科的性格决定了它自身的命运，而不是全然地由外部力量决定。如果放眼中国新政权建立后众多社会科学的命运，社会学是其中最颠沛流离的一个：年前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大多选择留在新政权；而在新政权建立后，社会学却被视为资产阶级属性的保守学科最终遭到取缔。

在海峡对岸，因为曾经遭受社会学家们激烈批评的蒋介石一直对社会学科抱有敌意，在“退守”台湾后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恢复社会学作为一门重要社会科学的地位，一直到解严后的0世纪80年代。

关于这个问题，陆远给出了一个相对复杂的解释：社会学在建国初期的境遇实际上跟其学科属性相关，这是一门直接研究社会结构、关心社会现实的学科，学者自然对现实不满，希望改变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政治现实。而传统社会学又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不主张对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与阶层结构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权力格局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学科性格”上的冲突和其张力，最终让社会学成为了0世纪中国命运最波折的学科之一。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陆远则更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资源、流派，以及“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服务国家”抑或“批判现实”的分野，给学科命运、权力与知识关系带来的影响。

燕京书评：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复杂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