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读一则22年前的新闻？

翻开《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映入眼中的一句话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女大学生在琦玉县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此书由调查记者写成，以追踪报道这起凶案的手记为基础内容，它的日文版出版于年，而简体中文版则是上个月刚刚出版，距离核心新闻事件已经过去近22年。

在豆瓣网上，《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进入了“非虚构类热门榜”，排名还正在上升。不过，对于熟悉《纽约客》非虚构风格的读者来说，它的文风恐怕不是想象中的那股味。作者清水洁是个略显啰嗦的大叔，文字非但没有刻意铺排，还会反复叨念一些重要理念；更大的差别还在于题材，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是一个十足的硬新闻。

那么，回到最开头的问题，在这个新闻过了一天都没有时效的年头，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一则旧闻？老套的说法是，它所折射的社会问题，至今仍未过时。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本质是一起性别暴力事件，被杀死的女大学生长期遭到“前男友”的跟踪和恐吓，求助时却处处碰壁，最后被杀害。在今天，同类的新闻事件，仍时有发生。

此外，全书的线索正是记者调查追凶的手记，它值得关心新闻业的人去读一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统计说中国的调查记者数量又少了，不过调查记者的工作内容并不为人熟悉，本书可谓是相当真实的还原——包括再现了工作的枯燥和无用功。而本书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调查记者的价值。

当然，如果你仅仅是想看一个真实的日本纪实故事，这本书也不会令你失望。

▌一起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爱情恐怖分子”的分手暴力

“我的女儿被杀害了三次，第一次是罪犯，第二次是怠于调查的警方，第三次是伤害她名誉的媒体。”在《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腰封上，赫然写着这三行字，这是受害者父亲接受采访时讲出的话。

受害者猪野诗织是21岁的大学生，她在上学的必经地桶川车站被凶手用刀捅死。当时还是中午，车站人流不少，可谓光天化日下的谋杀，但凶手在混乱中逃跑了。这起案件最初被认为是公共场所随机杀人事件，然而受害者猪野诗织的亲友却道出另一个版本——这是一起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诗织生前给亲友交付了一个遗言：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小松的全名是小松和人，他是诗织短暂交往过的男友，也是一个有暴力倾向和黑道背景的男人——在交往前，他伪造了身份，诗织甚至到死都还不知道其真实职业，只觉得小松“背景雄厚”。最后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他确实是幕后真凶，是他唆使黑道小弟把诗织杀死的。

这起案件，还得先从案发的大半年前说起。当诗织提出想分手后，小松暴怒，并威胁要通过关系让她爸爸丢工作，又说分手后找人强奸她，再散布她被强奸的录影。同时，小松收买了诗织的朋友，随时监控她的举动，不知情的诗织真以为小松有雄厚背景，能洞悉她的一切，更不敢违背他。后来，诗织实在受不了小松的控制，坚决分手，小松便派黑道小弟跟踪骚扰她，在诗织家的社区散发羞辱她的援交小卡片，把恐吓信寄到诗织爸爸的公司。

如此分手暴力的情节，我们早已无比熟悉，社交媒体上时常能看到类似的求助，不同的只是程度轻重，前任杀人这种新闻固然骇人听闻，但亦不陌生，例如去年中旬在河南发生的恶劣事件：一个年轻女子被前男友当街打致重伤而死。

分手暴力并不局限于分手时发生，它又可称为恋爱暴力或约会暴力，世界卫生组织有对恋爱暴力（CourtshipViolence）进行过概念解释，即在亲密关系里，不论发生在异性恋或同性恋上，任何过度控制或攻击行为，无论借着言语、情感、身体、性关系或综合的形式出现，均可归入其中。在年时，台湾地区的“现代妇女基金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全台每个月平均有14.7件恋爱暴力、分手暴力和情杀的新闻报道，更有44%的受访民众表示，曾在交往中遇到“爱情恐怖分子”。

现实确实如此，惨案发生了，甚至把目光放到22年后的今天，同类惨案依然在发生——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但是，为什么？”这是本书前言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推动整本书的主线问题。某程度上，诗织父亲说到的三次杀害，正是一句回答。

回到桶川案来，诗织可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她在洞察到小松是恐怖情人后，就一直随身带着录音机，把他的威胁言论偷偷录下来。诗织的父母更是一直支持她，从未责怪过她给家里添麻烦。

即便诗织认为“证据确凿”，报案也并不顺利。诗织生前给朋友听过录音证据，这名朋友后来告诉作者，录音非常恐怖，小松直接说出过“逼到（诗织）家破人亡”、“你等着去卖身”的话。

但在警察局里，一名警员却这么回复报案的诗织：“收了人家这么多礼物才说分手，男人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得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方是不能插手的。”整个警察局里，仅有一名年轻警员觉得这是恐吓。诗织和父母费了两天在警察局说明情况，最终只得到了“很难立案”的回复。

在小松骚扰行为升级到在社区散发小卡片羞辱诗织之后，她第二次报警，要提起刑事名誉妨碍诉讼。当时诗织以为，警察会帮助她。结果警方受理之后，一直在消极拖延，甚至暗示诉讼很麻烦、会影响她学业，最后还派出一个警员上门劝说诗织撤诉。

警察的态度，令诗织陷入绝望。在她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小松的骚扰还在升级，她每天活在死亡的恐惧中，甚至已经写好遗书。

诗织被杀的时候，距离她第二次报案刚过去两个月；而用刀捅死诗织的凶手，正是她一直控诉的骚扰者小松的手下。案发之后，不管是诗织的亲友，还是本书的作者，都意识到警察的不作为，错过了挽救诗织性命的机会。

因此，在报道的后期，也是嫌疑人被捕后，作者的报道重心便转向了揭露警察失职，以及受害者孤立无援的结构性困境。其中的报道被国会议员援引，用来质问警察厅的刑事局长，逼着警方内部调查此事，最后三名直接玩忽职守的警员被判刑，警方在记者会上道歉认错。

诗织父母对该县警方提出国家赔偿诉讼，希望认定诗织的死亡和警察的失职存在因果关系，诗织父母认为“如果警察好好办案，我的女儿就不会死了”，那么认定两者的因果关系后，才能避免同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可是，诉讼过程异常痛苦，作为被告的警方用尽办法来打击原告的证据，说父母没有尽责保护女儿，还不断地挖诗织的隐私进行羞辱，说她是性观念开放、索讨昂贵礼物的女性。

经过上诉后，诗织父母拿到了一笔赔偿金，但最希望证实的诗织死亡与警察失职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判决的支持。诗织父亲猪野宪一在桶川案后，至今仍四处演讲，呼吁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