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似乎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高深莫测，与公众很遥远。考古学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报告，读者仅限于考古学同行和历史研究者。考古学者一头扎进考古工地，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与公众相往来。尽管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有媒体报道，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颇有崖岸自高、孤芳自赏的姿态。包括岳南在内一些作家所写的考古发现类纪实著作，尽管也有一批读者瞩目，但专业的考古学者很少直接面向公众写作或交流。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前队长（年-年），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二三十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著作，此前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备受好评。此外，他还开通微博，长期与公众直接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多万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大V。

近日，许宏的著作《发现与推理》面世。本书隐含着许宏作为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考古学者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者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就本书涉及到的问题，如二里头是不是夏代文化等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许宏。因文章较长，所以分两次发布。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明天将刊出第二篇。

许宏，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

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等。

燕京书评：在你之前，很少有考古学者以专业为背景，写作一些普及型的考古研究性著作，你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引发了读者的很多好评，而这本《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也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我感觉，你写这类著作，潜在意味似乎是倡导一种理性、客观认识中华文明、认识中国历史的态度。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许宏：一些出版人说，现在跟考古相关的书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阳春白雪，像我主编的《二里头-》，五大本卖块钱，印上0套出头，全球范围内就不用再重印了。这种书跟公众没有关系，但它是考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第二种，就是把各种中国考古大发现攒起来的书。第三种介于二者之间，就是像我这样田野考古一线的考古人撰写的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这类书虽然不多，但从社会效应来说，好像很看好，好多出版人都希望能出这样的书。

我自己认为，写这一类书是时代的产物。你之前也采访过考古学界一些老先生，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除了学科内部的若干变化外，那就是从象牙塔学问转向面对公众。这在我个人身上具有典型性。年，《读书》杂志主编汪晖组织李零、陈平原、葛兆光、陈星灿等人搞过一个笔谈，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我们现在的所长陈星灿先生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我当时深以为是。他们几位学者共同提出了对以前考古学的不满，因为以前的考古学跟公众渐行渐远。

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在百年前，考古学是作为一个显学出现的，因为它诞生于古史辨和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在故纸堆里已经没法进行文化溯源的工作了。而当时需要解答的大问题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考古学，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本来，考古学首先应该回答公众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