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评论说，约翰·杜威的“风格让人想到远方军队的炮击：你会觉得，在某个远不可及的地方，某件预兆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你不能确定它是什么”。著名的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则认为，杜威的著作“该死；甚至可以说该遭天谴”。无论是否同意他们的说法，我们都很难忽视杜威关于美国对亚裔美国人的态度的社会看法和政治看法。毕竟，从许多方面来看，杜威更多地是评论者，而非哲学家。根据停止AAPI仇恨组织（StopAAPIHate）的统计，过去十二个月以来，美国发生了近起有记录的反亚裔仇恨事件（这个数字还只代表了所有此类事件中的一小部分）。一个世纪以前，在在一战后的另一场全球危机后，杜威也就种族偏见问题发表过评论。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另一场COVID-19的世界危机，而当前我们对待亚裔美国公民的方式，与杜威的时代相比也不无相似之处。

这场损耗、夺走我们生命的全球大流行病，引发了一场针对亚裔特别是华裔的新仇恨浪潮。近来亚特兰大按摩院的袭击事件和纽约等城市街头针对亚裔的随机攻击清楚地表明，在人们变得狭隘、愤怒，被迫把自己的困境怪到别人头上时会发生什么。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学者估计，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袭击事件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在年这个趋势看似还在增强。

眼下一连串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偏见特别令人担忧，但我们也不应该为之而感到奇怪。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向来对那些看起来不像西欧人的人抱有本土主义的怨恨。年的排华法案、年的石泉惨案（怀俄明州石泉镇，一群白人暴徒杀死了二十八名华人矿工）、年的绅士协约（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非正式协定，通过美方不限制日本移民，但日本不再允许日本国民移民美国，来缓和两国关系）以及二战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对日裔美国人的囚禁（美国把日裔美国公民抓进拘留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迫使他们在西海岸劳动，这些措施只针对日裔，没有波及其他地区的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在国内局势紧张的时候，亚裔族群就会成为目标。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美国排华宣传画：“中国人必须滚蛋”

杜威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一战后的亚洲之旅，至今依然给人启发。在年到年赴远东休假两年后，杜威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直到年退休。此前，杜威一直遭到他曾经的学生伦道夫·伯恩（RandolphBourne）的抨击，后者严厉地批评杜威在没有认真思考相关后果的情况下支持美国参战。的确，后来关于凡尔赛和约的争吵和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失败，也迫使杜威发布了自己的公开辩解文章《理想主义的破产》。他需要一个间歇。于是，在年受邀到日本讲学，和在日讲学期间受邀到中国讲学的时候。（他之前在师范学院的中国学生特别是胡适鼓励他顺便也去中国宣讲他的进步教育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刚好与当时正在走出封建主义过去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浪潮契合。）杜威是真心实意地欢迎这些邀请的，他需要停下来，出去走一走。

他走了两年，先是在日本讲了六周课，然后赴中国的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讲演，并在剩下来的时间里游历了中国的农村地区。这两年的时光，使杜威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有了新的理解。虽然他发现自己难以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但他还是为此而感到振奋：中国人乐于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工业化的某些方面。

但在回到自己祖国时，他没有料到，身处他乡之际，美国已经爆发了一场恶毒仇外的民族主义浪潮，其症候表现包括年的红色恐慌、3K党的重生、农村地区对不断扩张的城市中心的怀疑，以及立法严控移民的呼声。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本土主义的顶点，是年的《国民原籍法案》。该法案严格限制了来自非北欧地区的移民，为他们设定了苛刻的配额。在出色的《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国本土主义的模式》（StrangersintheLand：PatternsofAmericanNativism）中，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Higham）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本土主义敌意背后的原因。

自然，杜威希望在他回到美国后，人们的态度会有所不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也许，根据-年间美国人表现出来的战争狂热和反德情感，他本应预见到这个结果。虽然战争使他的理想主义破产了，但他依然发现自己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不但拒绝放弃战时的不宽容，还把这种不宽容集中在新的敌人身上；他迷惑而失望地看着在新的十年里，这种本土主义的心态席卷了整个美国。

杜威决意直言并挑战美国人，促使他们去试图理解以那样的方式对待亚裔美国人的原因，和消除华人的疑惑（当时不少华人已经开始怀疑西方的意图，认为后者不真诚了），于是，他在年发表了一次有力而动人的演说。接着，他满怀热忱地花费了大量精力，为美国读者仔细校订了演说的文稿，最终以《种族偏见与倾轧》（“RacePrejudiceandFriction”）为题，把它发表在年的一期《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Chine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

关于这次演说以及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重提这次演说，最有趣的一点是杜威定义种族和偏见的方式。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种族偏见是一种社会病，一种在判断之前就发作的病；它让我们的思维短路，单纯地依赖欲望或感情，且因此而迫使人们只从一个角度来看待事物并有倾向性地陈述自己的信念。杜威评论说，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来说惊人的是，一种滋生不宽容和仇恨的心态，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杜威在回国时经历的那种仇外情绪，使他进一步探索造成此类态度的原因的性质。在重读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决定进一步深挖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结果我惊奇地发现，他说中了：就是当前的危机引起了这样的反应。在我们的时代，今天，是大流行病；而当前，我们见证的反亚裔美国人的态度，则是那些人煽动起来的（从这场危机在美国爆发起，他们就选择了政治权宜和指责别人，而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的不行动负责）。

也许，确定杜威的思路，并把它应用于我们当下情景的一种方式，是以后此谬误（posthoc,ergopropterhoc）的原则为基础，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在另一件事情之后发生，所以它就是因为后一件事情才发生的。”因为大流行病来袭之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如今，亚裔美国人才变成了责备、鄙视和愤怒的对象。同样的类比，也适用于“9·11”之后的美国穆斯林公民。的确，反-外的仇恨（杜威在一战后就经历过这样的仇恨）依然在这样的美国人身上回响：在不同肤色、宗教、长相的公民同胞身上，他们只看到了达斯·维达（《星球大战》中的反派人物，邪恶的代名词）。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涉及来自我们边界以南的移民时，情况也一样。不过，我们怀疑，在一群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跨过圣劳伦斯河入侵缅因州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甚至，后者会在扎营时遇到一两只友善的驼鹿。

对杜威来说，种族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是一种“神话的观念”。身为美国人，我们必须从杜威本人的话中学到的是，“从流行的用法来看，种族不过是一个给这样的大数目现象的名字而已，这些现象引人注意，因为它们不一样”。在思考那些使“熔炉”各种关系复杂化的因素时，我们必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