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前几天参加了一场《在中国大地上》新书分享活动，我对保罗·索鲁大感兴趣，尤其是他这本写中国的书。前天在报业集团出版社和后浪老总吴兴元聊天，我说你们今年的这本书我特别喜欢，当然你们原来的许多画册，比如刘香成的图片集，我也特别喜欢。他非常真诚甚至略带腼腆地笑笑，连说“谢谢谢谢”。“如果不是自己喜欢，”他说，“如果不是觉得有乐趣，就不如干点更容易赚钱的事了。”

既然要好好读索鲁，干脆就找本英文原版存着。万一哪一天忽然能流畅阅读呢？况且，我不能说中文版有删节，我只能说英文原版内容更完整。这两天，《RIDINGTHEIRONROOSTER》陆续到了两种，如下图：

年初版。

年版。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惊喜，即书中提供了难得一见的故事和细节，丰富了我对“《》阅读史”的认识。

他竟然和董乐山先生聊了一会《》。

董乐山先生说：“我觉得那（《》）是本非常阴郁的小说。”

“你会觉得它很熟悉吗？”索鲁问。很明显，他有备而来。

“你说的是才过去不久的中国吧，”董先生眨了眨眼，答得很聪明。

“那为什么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写它呢？”索鲁指的是“十年浩劫”。

“我们还在试图理解它，这是个非常痛苦的主题。”（以上对话为陈媛媛译文）

董先生还告诉索鲁说，《》是内部发行，读到它并不容易。这在他们对话的年确实如此。到了年，这本书就公开发行了，且到现在一直都是公开发行。论同一种语言的《》译本之多，中文绝对属第一。

索鲁对奥威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感兴趣，当然是基于当时难以避免的“冷战”思维。我那天在分享会上说，他的中国之行是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和策划的。他特意准备了和奥威尔作品有关的问题，他特意选择了坐火车自伦敦出发、经由欧洲大陆抵达中国的线路。东德、波兰、苏联、蒙古——他选择先穿越“苏东阵营”，然后进入中国。这个选择无疑是独居匠心的，他似乎在寻找一种“差别”，而且也找到了。

他在上海碰见一位叫李仁的大学生。李仁正苦学英语，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叫Leroy。他不仅读过英文版的《》和《动物农场》，而且压根儿不知道这两本书都已翻成中文。这个故事很让我意外。

几个月之后，索鲁又在厦门图书馆找到了董译本《》。他问图书管理员这本书是否可以自由借阅，管理员回答：“当然可以。它好在哪里呢？”

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节其实非常重要，它们共同拼出一张“年代《》阅读地图”。此图虽然模糊而且残缺，但毕竟是我们原来并不了解的。